休闲时代：创造未来文化遗产（四）

创造未来文化遗产

休闲时代的来临，文化追求的深化，生活品质的提升，国际竞争的剧烈，自然而然导出了新的题目，也形成了新的要求，这就是“休闲时代：创造未来文化遗产”（以下简称未来遗产）。

1、问题导向​

近代中国是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中度过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8年这段时间，虽然形成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影响，建设方面乏善可陈。即便如此，仍然有若干经典作品得以传世。1959年北京的十大建筑，尤其是天安门广场的改造，达到了功能与美学的一致、古代与当代的统一。但是，也引发了大而无当的形式主义的泛滥。

第一，后发的优势与劣势。改革开放以后，国人又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才发现我们和世界的差距。错过了两次工业化的发展浪潮，我们在信息化的第三次浪潮中开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阶段性的差距带来了阶段性的错位，开放后的焦躁，形成了发展中的急躁，产生了社会心态的浮躁，酿成了建设中的暴躁。二十几年来，建设性的破坏和破坏性的建设比比皆是。一般而言，后发者应当具有后发优势，就是少走弯路，加快速度；但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却往往是后发劣势，是在各个方面重复着已经犯过多次的错误。​

第二，两个伪目标。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形成了两个伪目标。一是现代化目标。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只是工业化的代名词。1974年，美国建筑师召开年会，形成一个决议，今后在美国不能再发展摩天大厦，因为美国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而摩天大厦是工业化的象征。30年之间，此风从日本刮到亚洲四小龙，又席卷中国大陆。我们追求的只是人家40年以前淘汰的目标，而且我们还沉醉其中，将其视为现代化目标。二是国际化目标。国际化意味着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不仅包括硬件建设，也包括制度、环境、政策、心态等一系列软件的完善。真正的国际化应该融入市民生活，促进全面发展；而我们的国际化仍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外人，或者视为“洋大人”，或者视为“洋鬼子”。但在现实中，近些年来，几乎所有的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都非洋人莫属，中国这个世界大工地成了世界建筑师的试验场。

第三，问题的普遍化。在现实中，问题的普遍化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城市一般化，大高楼、大广场、大马路、大绿地的火爆泯灭了城市的特色，增加了市民的麻烦，减弱了城市的亲和。拆了老的建新的，建了新的想老的，残留的建筑成为城市中的文化孤岛。二是农村庸俗化，传统民居的天人合一被粗暴破坏，发达地区的农村建筑已经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代，却普遍呈现荒唐古怪之状，不发达地区也是不伦不类。三是景区同质化，除了天然的优势之外，建设方面趋于雷同，差异越来越小。四是环境沙漠化，不仅体现在自然环境方面，文化环境同样逐渐沙漠化。五是建筑恶俗化，白瓷砖作为建筑的外立面，从东部传染到西部。装修厕所内部的材料成了主体景观，相当于人穿着内裤上了大街。​

人们只能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也只能在环境的局限下建设环境。制度的因素决定了官员的政绩观，也带来了城市的短视。文化的因素带来了农村的攀比，也造成了庸俗的景观。转型的因素形成了暴发户的文化，炫耀式的建设成为主流。阶段性的差距更激发了社会的破坏性，没有从容的心态就没有文化的创造，没有相应的积累就没有文化特色的产生。在这个喜欢刮风的国度里，什么都是一风起，之后又是一风吹。其结果就是在“交学费”这个冠冕堂皇的大帽子底下集体开小差，浪费了纳税人的大把血汗钱，但谁都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第四，保护的软弱。如同国际发展过程，破坏最烈之时保护呼声最大，近年来，环境保护和遗产保护的意识逐步强化。但与国际情况不同的是，有些人把破坏的责任强加到旅游发展头上，旅游似乎成了破坏的罪魁祸首。

​西方是渐进的现代化，逐步破坏，逐步修复，主流文化与传统文化自然衔接。中国是嵌入的现代化，形成了人对自然的剥夺、人与社会的断裂、人与人的隔膜。所以，垄断无所不在，部门垄断演化为依法打架，行业垄断演化为国家利益至上，官员垄断演化为对事业负责，文人垄断演化为强化保护。知识分子并不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人性的弱点也不因为知识的积累而改变，更不能仅凭一句“学者的良心”，所说的话就一定是正确的。某种程度上，专家已经成了部门利益的代言人。总之，所有的垄断都有堂堂正正的名目，都在这些名目之下维护既得利益，争夺新的利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利益是正常的，我们的反常在于，政府部门进入了利益格局。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一把双刃剑，利益的纷争导致了保护的软弱，而利益的追求也会形成正面导向，其中的关键是要形成合理的运作机制。

2、创新的必要

第一，模仿代替了创新。在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建设越来越多的是模仿，而不是原创。这种模仿表现为简单复古和简单崇洋，说得严重一点就是当代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试想，如果我们的前人只是重复他们的前人，我们今天又怎能看到如此灿烂多样的文化。现在，大量复制古代形制和西方风格的作品的出现暗示着我们这个时代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匮乏。

在城市设计上，历史的中国并不是缺少自己的城市理论，但现在我们好像迷失在现代城市的建设之中，正在忽略城市的整体性而去进口形形色色的国外建筑。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帽子下，现代城市的建设者和管理者总是希望通过“前卫”的建筑架起我们融入世界文化的桥梁，但客观上也使我们很多城市成为垃圾建筑的堆放场。建筑作品毕竟只是城市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只是模仿了某个建筑或某些建筑，忽略了建筑所存在的城市整体、所依赖的文化传统和环境系统，这样的建筑必然显得孤独、失落、离群。当你旅行于各个城市之间的时候，推开窗户，你无法明确地告诉自己这是在哪里；当你在多数城市的街道漫步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千城一面”的高楼大厦。这难道不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吗？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影响的机制被单向化了，仿佛全球化就成了西方化。而实际上，西方也在寻求传统的回归，尤其是随着西方人口负增长状况的加剧，这种回归传统的风潮更加强烈。

第二，规模代替了工艺。现在的建筑和景观作品好像都将庞大的规模作为内在的特色。但从体验经济的要求出发，尤其是从未来遗产的本质出发，我们需要的不是庞大，更多的应该是精细的设计和建设，这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现在的设计只是追求视觉效果，但人有五官，深层次的体验是眼耳鼻舌身心的全面感受，因此，应当从情景规划和体验设计出发，使消费者得到最大的享受。

第三，经济代替了社会。经济指向代替了社会责任。老城区的大片拆除等等，破坏了城市和居住地的文明延续，留下的更多的是千篇一律的实用主义或金钱至上的、无生命力的建筑物甚至垃圾。中国人不能随着经济发展变成经济动物，而应随着经济发展追求文化创新。

第四，豪华代替了文化。目前普遍出现了三种现象，一是大而无当，二是华而不实，三是费而不惠。说到底，还是弱势民族的弱势心理的表现，生怕别人看不起，所以死要面子活受罪。

​越来越偏好投资，失去了对当地历史和文脉的传承。越来越崇拜市场，不管是不是创新的作品，只要能够得到市场的承认，能够用于交易并能够在交易中获利就行。但这恰恰是短视的表现，过若干年，这样的项目就会被淘汰；再过若干年，我们的后代会严肃地批判这一代人的荒唐，会产生一个新的运动来调整前人的错误。

具有极大讽刺性的现象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各地却产生了遗产申报热。根据2012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全国有45个项目已经列入遗产申报预备名单，正在准备申报的多达上百个。即使都能符合要求，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则，也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食古不化”与“食洋不化”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本质都是政绩导向引发的地方品牌意识的提升。

顺势而行，在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品牌创造，需要新的行为提升。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恶果一定要让它发生吗？我们需要影响管理者和投资者的思想，而不是简单影响建设者和设计者。制度决定行为，行为产生后果，后果决定决策者的命运。未来遗产的品牌意义将成为良性的引导，而创新应当成为未来遗产的主流。

3、命题的提出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曾经产生了无尽的文明，灿烂的文化遗存到今天，令后人惊叹和景仰。世界遗产体系的建立，系统地展示了文明的成果，提出了保护的急切，也对当代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能不能上不负祖先，下无愧子孙？文明的传承不能在当代人手中断裂。同时，另一个更加严峻的挑战也在产生：世界自然遗产是老天爷留下来的，世界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当代人的历史责任何在？不能只保留文明的碎片，我们能够创造什么样的文明，我们应当给后人留下什么遗产。当代是大规模建设的时代，我们不能只留下建筑垃圾，在满足当代人直接物质需求的同时，能不能创造更多的文化，形成未来的文化遗产，这是问题的症结，也希望成为一个发展的方向，甚至是一个发展目标。

​第一、现代遗产：不以历史长短定世遗。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的第17届大会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制定公约的首要目的是“……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一方面因年久腐变所致，同时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情况恶化，造成更加难以对付的损害或破坏现象”。公约实施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和积极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始终在调整和完善有关的操作方式。鉴于代际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古代遗产的保护之外，没有因为19—20世纪那些有内在价值的建筑、城镇规划和景观设计的历史时间相对较短而忽略对其加以保护，而是给予高度关注，并将它们定名为现代遗产（Modern Heritag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于1987年将修建于1956年的巴西利亚列入世界遗产目录；2003年将修建于1931年到1956年的以色列特拉维夫白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4年将建于1922-1924年瑞典的威堡（Varberg）无线电台列入名录；2004年将建于1948年的路易斯·巴拉干住宅和工作室列入名录；2005年将于1945—1964年由Auguste Perret负责重建的勒阿佛尔城于列入名录。从这些现代遗产入选名录可以窥见世界文化遗产遴选的核心理念，即不以历史长短作为标准，而是以近现代遗产是否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完整性和真实性以及典型性和代表性等方面的要求为依归，真正实践了第二条评选标准——“在某时期或某种文化权利对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镇规划、景观设计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促进人类价值的交流”，不再简单地将世界遗产的遴选范围限制在我们所熟悉的文物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种不以历史时间长短定世遗的理念在2005年最新版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附录得到了进一步体现。附录在“对于将特殊类型的项目列入世界遗产目录的指南”中提到了文化景观、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遗产运河、遗产廊道等四个特殊遗产类型，其中在“历史城镇和历史中心”这个特殊类型下专门列出了“20世纪的城镇”这个类别。

​第二、未来遗产：现代遗产理念再深化。现代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的重要类型，反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具体遗产项目见证人类文明发展轨迹的一贯思想，保证了近两个世纪文明发展历程在实证符号上的连续性。不过，这仍然只是停留在“保护”的层面上，而没有站在“发展”的高度上，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世界遗产评价标准对未来建设所应该发挥的潜在作用。如果我们现在所形成的包含建筑物、城镇规划和景观设计在内的作品没有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标准内化进来，那我们的后代还能不能再找到能够见证人类文明延续的实证符号呢？正是基于这种思索，我们秉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一贯精神，郑重提出“未来遗产”的概念。

第三，未来遗产概念可以初步定义为，当代人所创造的、能够体现当代特色和创新能力、符合世界遗产委员会所确立的评定标准并能作为人类文明延续的实证符号。这些实证符号以建筑物、城镇规划和景观设计成果等为主要表现形式。这个概念包含以下四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未来遗产的理念是现代遗产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不仅在于从时间跨度上进一步延伸到当代，更重要的是，这个理念使得世界文化遗产的精神不再囿于保护的层面，而是更积极地站在了发展的高度上；积极倡导了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历史留下的”的人类作品，更应该是“留给历史的”人类作品；世界遗产不仅是“过去献给现在和未来的礼物（World Heritage：A Gift from the Past to Todayand the Future）”，还应该是“现在献给未来的礼物（World Heritage：A Gift from Today to the Future）。

二是创造未来遗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责任和目标。我们的义务不仅仅是将那些前人留下的、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实证符号传给后人，我们还有义务为后人创造可供他们用以传递的伟大作品。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世界文化遗产是因为它们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反映了当时的艺术、思想、文化和精神。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时代，既然已经树立了公认的世界文化遗产标准，那我们就更有义务与责任为后人的历史留下能够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烙印和创造力的遗产。​

三是创造未来遗产是建立双向通道的需要。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文化遗产成了旅游吸引力的符号，多数过去的世界文化遗产都为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旅游景观或者吸引物。那么，我们就应该强化精品意识，对我们的旅游景观进行创新设计，当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成为未来人的历史的时候，让这些旅游景观成为未来文化遗产的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世界文化遗产与现代旅游景观建设之间应该建立起双向的、流畅的通道。​

四是未来遗产的根本意义在于理念导向。在一个开放的、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我们不奢望所有的新建筑或新景观都能成为未来的世界文化遗产，但我们又的确应该将“为未来创造世界文化遗产”的指导思想贯穿于整个建设过程中，这样我们这个时代才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缺失自己的位置。只要我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变幻的过程中，坚持哲学的、文化的标准，那些走在我们时代前沿的地区或城市就完全可以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打造出一定数量的未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不仅只针对前人留下的宝贝，还应该用于指导我们这个时代的建设与发展，以期为后人留下新的文化遗产，这才是根本所在。

​4、我们的责任

​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有经济的独立性，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下一步的目标是要成为经济强国。大主要体现在规模上，强主要体现在竞争力上。中国要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就要有文化的独立性。如果说，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们已经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那么，在未来的三十年间，我们应当创造中国的“文化奇迹”。在全球化发展的大潮中，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即如何保持本民族的文化自觉，从而保持全球文化的多元化。历史的中国创造了灿烂而独特的文化；当代的中国应当有充分的文化自觉，应当创造新的文化；未来的中国更应当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不仅在于经济的发展，也在于文化的复兴。这种复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复古，而是对中国的历史传承，是文化的创新，是国民心态的健康，创造未来的文化遗产必将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从根本上来说，在未来遗产的创造中，我们应当追求项目做特，文化做深，市场做透，产品做精，服务做细，产业做强，品牌做响，发展做大。创造未来遗产是新的事物，如果能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形成操作模式，创造新的经验，这就是我们为人类做出的贡献，更是我们为子孙后代做出的贡献。

​中国拥有五千多年不曾中断的历史，在世界的文明类型中独树一帜。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财富，而不应当成为历史包袱。作为后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使之代代传承，而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中断甚至葬送。1982年10月22日，第三届国家公园世界大会通过了《巴厘宣言》，宣言指出：“地球是宇宙唯一能够维持生命的地方。但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自然资源的滥用和过度消耗、污染、盲目的发展以及未能在各国和人民之间建立一种正当的经济秩序等因素，从而导致生物物种消失、生态环境恶化、地球维持生命能力急剧下降，我们的后代，从自然和生物资源中所能享受的利益，将由今天做出的决策所确定。我们可能是能够选择大型自然区域加以保护的最后一代人。”同等道理，我们的后代能从文化中享受的利益将由今天的决策所确定，我们可能是能够选择文化建设和创造未来遗产的最后一代人。

未来主要是时间概念，遗产主要是空间概念。未来与遗产的联用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在空间上是联动的，其中的核心是代际交易和代际补偿。当代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侵占了后人的发展空间，侵蚀了后人的利益，后人却无从质疑，也无法质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如果伐树，后人一定遭殃。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考虑当代人之间的横向和谐，也应考虑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纵向和谐。吃祖宗饭，造子孙孽，自古即为世人所唾弃。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地理大国和人口大国，中国曾经形成了文化中心。现在，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也必须向文化大国的方向发展。这是国际环境下国家软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也是负责任国家的行为体现。在全球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了普遍的威胁。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似乎成为普世价值观，发展中国家似乎只能全盘接受，甚至要俯首帖耳地吸收。这不应当成为文化发展的方向。进一步来看，我们不仅要保护传统文化，也要创造新的文化。

​5、先期行动

在发展中，我们已经有了一批先知先觉者，更产生了一批先期行动者，也形成了一批好项目。但历史的讽刺性在于，这批项目基本没有体现在城市的公共设施方面，更没有体现在所谓的标志性建筑上，也就是说，基本上不是由“长官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产生的，尤其是在旅游发展中形成的。​

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创新项目已经创立了市场的品牌，具有很高的关注度，甚至不亚于世界遗产单位。这些案例的产生，不仅反映了一种觉醒，更反映了一种觉悟。这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力量，我们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之所以首先发生在旅游休闲领域，恰恰在于旅游休闲者的本质性追求。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生活的高节奏需要相应的高情感的补偿，这已成为竞争的必要；远隔自然的生存空间，也使人们更加留恋原始、纯朴的短期生活或是新奇的异质文化。求新、求异、求乐、求知、求美，成为更高层次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这是现代旅游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是旅游休闲消费者既定的心理结构。

2004年，我们在全世界第一次提出了“创造未来文化遗产”的理念，并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出版了专门论述。十年来，“今天的精品，明天的文物，后天的遗产”已经被很多经营者接受并付诸实施，深化了文化内涵，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提升了产品的品质。今天，我们又济济一堂，不仅是理念的探讨，也是实践的检阅。经过大家提名，专家论证，产生了首批“创造未来文化遗产示范单位”，如果我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创造上，就意味着这还处在过程之中。但毕竟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按照经得起历史检验，经得起市场检验，经得起专业检验的原则，形成示范。示范是一种导向，未必十全十美，也不需要十全十美，但是需要精致，需要文化，需要特色，需要休闲，需要生活，需要口碑。​ ​